[转帖]根伟的十年(一)
1993年，是于根伟希望我能够“好好写写”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中于根伟完成了足球生涯中的第一次飞跃。由青年队提升到天津一队，并仅仅通过了两次替补上场的机会，便牢牢占据着天津队的主力位置，乃至核心地位，十年弹指，始终如一。
1993年的全运会比赛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代表天津一队参加比赛，而且我的表现绝对出彩儿，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主力，一直到今天。
天津队在1993年的七运会预选赛中表现得并不理想，进入决赛圈的过程极为艰苦和惊险。小组赛是在成都进行的，但天津队前两场比赛都安排在了成都近郊的彭县，两场比赛中我都是作为替补上场的，位置也一直固定在右前卫。但那两场比赛天津队打得并不好，不仅获得小组第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而且要想以第二名的身份进军附加赛，必须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战胜广西队。广西队当时还是一支很有实力的球队，虽然天津队整体实力占优，但谁也不敢打保票一定能战胜对手取得出线权。
与广西队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在成都进行的，我第一次进入了天津队的首发阵容，位置还是右边前卫。也许注定成都就是我的福地，那场比赛我表现得比前两场更出色，不仅进了球，而且最重要的是帮助球队闯进了附加赛。
七运会的附加赛是在太原打的，天津队被分在了一个“死亡之组”，河南队和湖北队和我们的实力不相上下。第一场比赛我们输给了河南队后，出线形势非常不利，我们再次迎来了小组赛中的同样境地———必须在最后一场比赛中背水一战击败湖北队，取得最后的出线名额。我从小就很自信，从来不惧怕任何对手，虽然我当时还是队里最小的队员，而且又面对这么关键的比赛，但心里一点都不怵。在那场比赛中，我们最终以2：0获胜，我打进了第一个进球———我在禁区前沿拿球后就开始启动、突破，最后连过了三名防守队员把球打进了。要是那时候有电视
转播就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进球录下来，绝对精彩！
后来在北京的决赛里，我们第一场打东道主北京队，我进了一个球；第二场打四川队我又进了两个。虽然最后我们小组没能出线，但我三场比赛全部首发出场一共进了三个球，而且都是作为前卫队员打进的，我觉得很满足了。
在七运会时带队的是沈福儒指导，在我1991年刚满17岁时，他就把我正式调进了天津博桑队，打全国甲B联赛，我想这至今在全国都是一个没人能打破的纪录。我在七运会的比赛中能得到主力位置，这得感谢沈指导敢于大胆启用新人，但我自己也真争气，没有让他失望。
说实话，刚进队的时候，我还真有些怵头。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实力，而是在平时和老队员们打交道中显得有些拘束，毕竟施连志、宋连勇、山春季、霍建霆他们都比我大十一、二岁。但后来也就逐渐适应了，而且我始终相信以自己的实力完全应该占据主力位置，但信心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起码我能做到一点———即便让我上场10分钟，也能让教练眼前一亮！你知道，当时天津队里除了一批国字号的老队员外，还有韩金鸣、沈奕、张军等26岁左右、正值当打之年的中生代球员，能够跻身主力阵容真的不容易。
其实1993年只是我以前许多年的奋斗、积累的一次爆发。1991年我进入国少队，1992年入选国青队，并且为中国拿到了阔别已久的亚青赛冠军，在两支国字号球队中我始终是雷打不动的主力。1992年沈指导入主天津队，他当年就招我入队，但由于我随国青队集训、比赛，实际上是等到1993年初一队从广西南宁冬训回来后才正式入队的。
为什么我一直认为1993年是我运动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呢？因为在全运会后，我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发挥，一举入选国奥队。在那支国奥队里，我是年龄最小的球员，没有实力根本挤不进去。不过那一年我也真是累坏了，因为我同时要代表四支球队打比赛：天津青年队、天津队、国青队、国家二队。疲劳是肯定的，但也正是在1993年，奠定了我以后十年在天津足坛和中国足坛的地位！这就如同考上了大学，以前的辛苦都值了。
1994年，是于根伟最不愿意回忆起来一段时光。因为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受伤，却整整阻碍了于根伟十年的足球路，甚至他这一辈子已经注定将要背负着这次伤痛。代表国奥队参加了一场毫无实际意义的友谊赛，付出的代价却是将终生为伴、永远残损的膝盖。
1994年的那次受伤，不仅影响了我的运动生涯，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那次受伤，或者能够及时地进行手术治疗，我相信我今天绝对不会在国内踢球！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国奥队在9月份到山东淄博与朝鲜队打一场友谊赛，但当地的赛场条件实在太差了，草皮坑坑洼洼没有一块平整的。下半场比赛中，我在中场拿球后快速突破，这时朝鲜队一名后卫迎上来封堵，我们两个的速度都很快，眼看要撞到一起了我们都想躲开对方，毕竟这只是一场友谊赛，没必要这么玩命，但那个队员因为场地不平突然摔倒了，倒地时正好砸在我右腿膝关节上。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可别骨折了！因为自己当时还很年轻，对于运动创伤也不十分了解，最害怕的就是骨折，耽误了训练和比赛，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次受伤会有现在这么严重的后果，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的一生。
其实那次受伤并非不能避免，主要是因为比赛太密集了，我的身体始终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虽然那年我已经不需要再代表天津青年队打比赛了，但还要三线作战：联赛、国青队、国奥队，一个都没少。甚至在到国奥队之前，我还代表天津队打了一场友谊赛，好像对手也是朝鲜队。
说实话，当时国内对于运动创伤的认识还很模糊，还在讲究着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呢。但平心而论，国奥队当时对我的伤势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大戚始终非常看重我，他也一直将我视为绝对主力。我受伤后国奥队马上让我回天津治伤，并且要求我一定要耐心治疗，彻底养好。
回到天津后，一些专家也针对我的伤进行了检查，但由于感觉没有把握，治疗方案迟迟没有出来，手术也就一拖再拖下去了。按照正常情况而言，这种伤应该及早治疗，因为我的外侧半月板严重受损，已经掉了几片骨头，由于没能及早取出来，几片碎骨一直在磨损着软骨，软骨组织的表面是非常光滑的，稍微有一点磨损就回感觉非常疼痛。现在我经过了两次手术，但依然受到这次受伤的后遗症的影响，别说比赛时膝盖很疼，就是天气稍微一变化，膝盖都会疼，都快赶上关节炎了。所以每次训练和比赛后我第一件事都是用冰袋冷敷膝盖，我也想轻松一点，但实
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没能尽快治疗的主要原因还是天津队当时正处于冲击甲A的关键时刻，我现在说自己的关节有多么难受，绝对不是要埋怨谁，因为我觉得为天津队效力是自己必须要做的，否则对不起领导、对不起球迷，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当初我是这么想的，今天依然如此，以后也不会改变。拖着一条伤腿回到天津队，正赶上最后几场关键战役，尤其是在主场战胜湖南队后我们提前升级，在那场比赛里我打进了两个球。完成了任务，我才能够安心地去养伤。
1995年，于根伟终于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这样坚持下去了，于是已经拖了一年的伤腿终于做了手术。手术应该还算成功，但为了天津队的保级大业，于根伟不得不在手术后一个半月就重新披挂上场。而按照医生的规定，这种手术后至少再休养两个月才能进行恢复性训练。天津队终于保级成功，为天津球迷留下了不灭的激情，而于根伟留下的则是一对不堪重负的半月板———与50岁中年人相仿的半月板。
1995年，我的手术其实是失败的。但为了天津队，我无法选择。说老实话，我真的挺佩服自己———如果换了别人，赶上我这个伤病可能早就退役不踢了，但我一直咬牙这么挺着。现在还稍好一些，以前打比赛前都要打一针封闭，其实也就是心理作用，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一点治疗效果都没有。
我从职业联赛以来，每年的进球数都在天津队中数一数二，但只有1995年甲A联赛，我只打进了两个球，这也是我二十年球员生涯中的最低纪录。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右腿就是使不上劲。
由于1994年受伤，这一年年初我没有参加球队的冬训，开始阶段的联赛也基本没有参加，等到联赛中期才勉强打了几场比赛，但明显感觉到自己不行了，这才决定彻底进行手术治疗。虽然当时北京三院在运动创伤方面的手术水平还无法和今天相比，但手术效果实际上很不错，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充裕的休养时间，这个伤绝不会影响我这么久。
可是1995年天津队刚刚升上甲A，排名始终非常靠后，到了最后阶段只能为保级苦苦支撑了。由于球队需要我，所以我在手术后一个半月就上场比赛了，而当时医生反复告诫我必须要等到两个月后才能开始恢复性训练。当我的主治医生看到我仅仅用了一个半月就上场比赛后，他非常惊讶地对我说：“根伟，真不知道是我的医术高明，还是你的身体素质太棒了。这真是个奇迹！”
但谁能清楚我承受的痛苦啊！那种感觉不仅是难忍的伤痛，还有因为伤病严重影响着自己的发挥，我真着急———不是我能力问题，就是我的腿不争气！
1995年曾经有一次我回到国奥队集训，大戚指着我鼻子就骂：“我让你回家好好养伤，结果你参加联赛；等到国奥队集中了你又因为伤病得休养！”其实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大戚，因为他一直非常看好我，国奥队实际上等了我两年，我不在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不让别人穿10号队服，就是等着我呢。由于恢复期不够，实际上这次手术治疗等于失败。
坚决支持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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