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之鹰（2）

李涛

　　一小时不到，代成元就领着一大群民兵从半里多路远的大队部赶过来了。

　　代成元是张王牌，绝对的王牌。这小子十九，长我一岁，除了内脏，他外表近乎一个好样的男子汉，脑瓜也灵，学习也好，初中时我们是极好的朋友，初中是"小学戴帽子"，各方面拔尖的都是他和我。初中毕业，公社办了个"初中戴帽子"的高中，一进高中我们就分裂了，他摇身一晃，还没看得真切，便已变成了学校的新贵。学生中的贵族有三人，一是校长的儿子，还有两个就是他和马金美，校长儿子的金贵是天然承袭，他是个草包，没什么作为，真正能闹出气候的是代成元和马金美。代没有马的娇和媚，他是靠另外的东西硬干上去的。他生活里没有一个钟点不想到李鸿章，我说的就是清代的那个李鸿章，这个李氏老儿即便在现在也似乎是个阴暗的角色，可当时代成元就拿他当作崇拜的对象，他认为能在中国的官场上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的人物，非李鸿章莫属，他的最实际的行动就是与校长的儿子打得火热，同时像狗一样跟在校长的后面转，这种行为非常赤裸，当然刺我的眼，也刺众多同学的眼，可他不在乎。我曾怀着悲壮的感情拯救他，找他谈，希望他切不可像驴子一样只要草料不要黄金。他答我的却是冷笑。他光溜溜地说："谁能决定我的前途？你吗？同学吗？不是，是校长。"校长是公社党委委员，校长的大舅子是公社政工组长。想了想他又说："我就是一个原则，宁愿得罪一万个群众，也不得罪一个领导。"在他看来，我等都是草料，校长才是黄金。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一路入团入党，中学一毕业就当了大队民兵营长，下一步的事情就是招工或推荐上大学，由他选择了。他在另一方面陷于孤单，譬如在队里干活，谁也不和他搭话，锄地他自己锄一趟，插秧他自己插一趟，他不在乎这个，'他瞄准了权力并且有了它，他很坚定，你不能不相信这种人确实也是一种力量型的。他在生活中没有朋友，只有有害和有用两类人。我对于他，是有害的一类，他也用光溜溜的语言告诉我要摧垮我，他说太阳的世界和光明大道是他的天地，我面前只不过是个独木桥儿，天又黑，我早晚要掉到桥下溺死。"你摧垮不了一个豹子的。"我说。他说："那我就从拔掉豹子身上的毛开始。"说了就干，大队放电影时他在喇叭点我的名，说青年人谁不学大寨？你躲在那小屋里读呀写的干什么？他步步紧逼，竟欲找到一切能够灭亡我的措施，他已经知道从心里上瓦解的不可能，早就打算从肉体上入手，所谓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这一回机会终于来了。他带了人冲到我的门前，就叫了我名字，说：

　　"我早就看出来你会与人民为敌的，现在你终于跳出来了！"

　　继父又指骂我的乳名："日妈的，你还不放人？"

　　代成元说："现在放也晚了，大家给我上，抓住他，捆送公社！"

　　我挥舞铁锹："谁敢？"

　　人进入绝境是很容易的，一人挤命十人难挡的事儿谁都干得出来。我这会就注定要这么干了，我挥舞铁锹，觉得到处耸动着许多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一种平时少见的鲜艳的颜色浮动在众人的头上，我手中的铁锹在一个瞬间就要向那些鲜艳的颜色砍去，这种行动没有思想，只有行动，一切将干干净净地进行！砍那些颜色，就是砍。奇怪的是那些人不向前，他们不会是孬种吧？

　　代成元的声音又蹦出来："不要为他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给我上！"

　　孬种们仍然不上，一群民兵在一把铁锹下成了孬种。这时我看到了母亲，她从人群里浮出来，她一大早去供销社买盐和煤油，这会儿刚回来，她扔下手中的东西，几乎没停留就拨开众人浮了出来。

　　"你个砍头鬼，你搞什个的？"她浮出人群就冲着我叫，然后拨开我的铁锹，我看到她的手臂挥动，接着我听到了啪啪的响声，那是他的手掌在我左右脸上作用的结果。"这个砍头鬼，你搞什个的？"她猛推我，把二狗子拽出去，"你拉人家孩子到屋里搞什么？你放人家走！"

　　有几个家伙趁机就往前上，母亲拦住他们：

　　"你们想搞什个？"

　　代成元说："我们要捆他去公社！"

　　母亲说："小代成元你想搞什个？我儿子哪儿错了？这个小孩天天都要被打得半死，哪个也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我儿子不想要二狗子挨打，错在哪里了？现在二狗子在这里，你们拉去打吧，打死了我们也不问。"母亲把二狗子推出去，又把我往屋里推，"你进去，你让他们把他打死，你再也不要管，你好心被人当驴肝肺，你还管什个？你进去！"

　　我欲不进，母亲一闪她刺人的母亲的眼睛，我一下就顺从了，我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但这时我非常需要一个救星，母亲现在充当了这个救星。在我惯常的意思里，母亲没有任何希望而害怕着一切，我什么也不怕而希望着一切，这是我错了，母亲在该是母亲的时刻永远是母亲。

　　我被推进屋，关上门，二狗子被弄走了。外面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我的上下左右，只有土墙，木窗，报纸糊的天棚和冬天的冰冷的地，我听到太阳在空中闪烁的声音，听到冬天上午的荒唐故事被拦腰扭断的声音，那种十岁的惨叫又无边无际地在冬天的衣裙里响起来。

　　这天晚上我就在梦里上了西山，从日出到日落的所有折腾都已遗落。万物遥远，我上了西山。眼前是白亮的，白白亮亮，太阳碰到南回归线，带着暖光弹射回来，亿万个生命在暖光里萌动，四周都是生命萌动的脆亮的响声。我的一切压抑和愤懑此时都已透明，转换成挣脱镣铐要在土地里冒芽的感觉。太阳高悬不动，它不再如一团墨迹一砣冰山，而像一个谦逊的宝石，随时准备温情地飘落到掌心里来。天空是亘古未有的湛蓝，这又不是春，而是苍劲的秋。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那只鹰，一只真正的鹰，它飞翔，飞翔。这只猛禽，它飞翔时连翅尖上的羽毛都不动，但它是穿越青空的真正的飞翔，它转一圈，又转了一圈，平稳，凝重。我仰望着它，血液膨胀，红色的力量在我的内部流动，红色辉煌，广阔而刚愎。我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于那只鹰的孤独和力量。它孤独，所以它有力量；它有力量，所以它孤独；它孤独而有力量，所以它是一只猛禽。一个男人立世的法典在它那儿吗？它可以是一只鹰，也可以不是，而是一只虎，一支枪或一匹马，它像铁一样一动不动穿越蓝天。我发出一声呐喊："我看到了一只鹰！"接着我醒了。

　　睁开眼，看到鹰还在，四周宁静一片，越过天棚我看见它在那儿飞。我下了床，披衣走出小屋，仍然看见它在。亿万星辰浮动的虚空里它在飞着。我知道我不能再摆脱它，此后许多年里，在没有梦没有西山也没有它时，我依然能够看到它，它孤独而有力量地俯瞰着世界，如同一本永远向我张开的黄金法典，它说，精神借助于形体的掩护，永远可以是昂扬的，不可征服的，天地间的一切力量对一个个人来说，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无能为力。如果说我至今还有点浪漫气质的话，那一定是从这儿来的。这说起来无所依据，不易取信于人，所以我一般不说。

　　这一切被我在一九八○年坐在大学的阶梯教室里记在日记本上，那天我正在回想大学三年的生活色彩和剩下的一年如何安排，接到了一位中学同学的来信，他告诉我说代成元终于考上了学，这小子意志坚强，连考四年终于考上了一个中专，打点行李洗去脚上的泥，上学去了。这位同学提及了代成元在乡下时对我的种种邪行，并且嘲笑代成元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何以反复无常？他原指天发誓走的甲路，时势一变，他马上改走乙路了，否定了李玉和两股道上跑车那个话。这位中学同学也是心怀正义的人，中学时是代成元和马金美的积极厌恶者之一，我非常理解他的来信。但我对代成元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嘲笑，我指的不是一九八○年也不是现在，而是一九七四年就如此，我一直觉得自己站在一个什么点上下视着他，抱着一种很难理解的可怜他的情绪，一九七四年我曾怀着悲伦的心情要"拯救"他，动机可能也就是这个。这当然并不说明我有什么远见，我是永远没有远见的，只有一些很直接的本能和直觉。在做人的原则上我并不指责代成元的反复无常，并非因为这原则是他的与我无关，而是我觉得反复无常和专一于一的差别在于前者更有普遍性，我无意指责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若说有什么悲哀，这也是一个宏大的文化的悲哀，需要有战国时代那种诸子百家中一大家似的人物来指责，否则指责将基本不具效力。

　　我不否认，我对代成元有惩罚的倾向，每每听到他没有好运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高兴，觉得天理如此。但这小子每每让我不高兴，他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丢开书拍校长，在讲学问的年代又丢开营长考学校；等到他毕业，学问又不那么吃香了，他就转而经商；适逢紧缩，他马上回头，运用请客送礼之法钻到一个行政单位，很快就混成了一个小科长。宽泛地讲在十六年的循环中他又回到了一九七四年的路数上，这叫历史的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但确实是重复了。有一回我回家乡时在凤阳汽车站遇到他，我挑衅地看着他，想借机会把他揍一顿，但他一点不像十六年前的大营长也一点不像十数年后的小科长，他缺硬气，没有接应我的挑衅，抽抽溜溜地走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心中寂寥，知道我复仇的对象实际已经不存在了，从此他在我的心目中就变得极为轻淡。

　　今年，家乡庄子上的老陈——就是当初批孔时说孔子好话被我骂得贼死的那个，他以七十五岁的年龄自费来"逛逛北京"，我请他喝酒，喝到高兴时他谈起了代成元，说那小子也算行，混上了个科长。我说好。他说好什么？我就说好什么。他很奇怪我对代成元没有仇恨情绪，我说我为什么要恨他呢？他那么干不是个人的因素也不是社会的因素，只是一种存在。老陈大摇其头："小刘啊，你怎么念了这么多书，反倒没有是非感了？你可不要追时髦思想啊。"我问什么是时髦思想？他说："一切都被原谅了，就像人们淡忘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一样。"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不恨他，就像你不恨我一样。"他说："胡扯胡扯，我为什么要恨你？"我就给他说当年他拥护孔子而我反对孔子的事，他听了很奇怪，说有这样的事么？他不记得了，他也忘却了自己的历史，不但忘却，还说："孔子的学说其实很不好，太软化人，几千年来除了皇帝和个别文人，几乎把所有的中国人都软化成奴隶了，话都不敢讲了。不谈这个也罢。"忽然又感慨起来，说："你行了，不但成了城里人，还成了走四方的人。"我笑了。他说："我说的不对吗？"我说对吧。他说："当然对，可当年你在那间小屋里点灯学习，谁也没想到你真会走上天堂。"我清楚听得他最后两个字是天堂，这使我想起走离家乡的情景，我考上大学背好行装，走过弯曲的小路回头看看，感觉完全是走离炼狱向天堂行进了，我几乎相信天堂就在前面。可是没有天堂，人间没有，我永远找不到它，我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永恒的情感：爱，恨，愤怒，同情和怜悯，等等。

　　我不该间断叙述我的故事，在文学的审美上，追踪好故事的进展最容易带来阅读快感的，我知道这个，除了弹出神经的诗以外，中国是在文学里讲故事的国家，这种原则被广泛遵守，我也不该例外。我放下笔，走了几个房间，见写小说的作家们多数双眼混沌远征在自己的故事里，个个恍然不知有汉，只有诗人们才在纸上分行切割着语言，露出尘埃的飘洒和敏捷。我回到桌前，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故事，但我急于要讲的仍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叙述故事的那些过程——包括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九①年整整十六年的。十六年间我不断重复这个故事，往往是从孩子被强行带走的场景说起。我知道这过于偏执，凤阳可讲的东西很多，例如朱元津对凤阳的建造，那地方作为都城的最初设计比现在的北京大得多，若不是中途停建，我现在当是坐在凤阳而不是北京了；例如凤阳的农业"大包干"，它被中央一位领导说成是继朱元漳后凤阳的又一次"统一全国"。

　　可对我而言，我最想讲的还是那个孩子，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看见一九七四年那个上午闪烁的寒光，那孩子在鲜艳浮动的颜色里被带走，代成元带领一帮人在门前啸叫，母亲保护了我，那情景如同一本把生活的意义注释得极详的书，我从中领悟得太多，是我人生中真正拥有的东西。上大学时，我极为虔诚地把这些讲给女同学婉听，希望能感动她。在教学楼325教室的一个拐角，我目光深沉如同一个哲人，我相信能征服婉，这意思很明确：我爱她，希望她也能爱我。奥塞罗之所以让苔丝狄蒙娜倾倒，不就是因为他坎坷不平的经历吗？苔丝姑娘温柔透明的人生需要一个坚定的主题，奥塞罗就给她灌住了这个主题。我也要给婉灌注这样一个主题，这主题就是，找到了生活常轨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而我在那个幽闲的冬天是找到了这个常轨，知道生活中什么东西最有价值。可是我失败了，婉没有选择我，她选择了班上的另一个同学，那同学具备我所没有的条件：考试可以考高分，我告诉婉：知道那个常来找我的马金美吧？她成绩也不错。我说，一个在学习上毫无主见只会倾力争夺分数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这一切都会迅速地成为过去，那个同学所拥有的砝码多则五年，少则三年就会失重，我知道这个的。婉不作声，她的选择已经定了，她用低低的近乎伤感的语调说："我不以为我有什么错，即便错了，我也没有超越现实的能力，我不能预测未来。"我说："关键是对他这个人，你满意吗？"她摇摇头，但伸出手来和我握别，我握了她的手，看她走去，知道这是诀别，心境一片苍凉，她不会和马金美一样，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吧？

　　其实婉真没有个好运，她清而忧郁，极善音乐，且天性聪慧，上学之前在一个农场，什么都干得很突出，她的清丽忧郁之花应该永远聪慧地开放，可是她没有永远开放，多年之后她的花已经没有了。

　　去年冬天有一个电话，是她打来的，她的声音如旧。近十年不见，我一下就听出来是她，她出差到北京，说想来看看我，我谢了她的好意，约她上午八点在112路的八里庄车站见面，到时我骑了个自行车过去，隔着马路骑了几个来回也没见到她，及过了马路走到车站，才听到她叫我的声音——站在站棚下的灰色的一个人，我绝没想到是她，人和衣服都那么老。我叫出一个欢迎的声音。她说："你怎么穿这么艳的红衣服？十年不见还那么年轻。"接着又说，"我已变成老太婆了，是不是？"我忙说哪里，是女的总比男的易于计较年龄吧。我把婉领到宿舍，不敢相信这是婉，我们相向而坐，谈了许多，她坦率地告诉我与丈夫关系不好，已经在一套房子内的两间屋子里分居，爱情已经死亡，整整挣扎了近十年才死亡。我说："为什么不离婚？"她说："还有儿子，我们是看着儿子过。"她问我："你到底和那位大连姑娘结婚了？挺浪漫吧？"我说："嗯，挺浪漫。"她说："婚后怎么样？"我说："现在我们每两天一封信。"她说："你看，生活对于你和我完全是两副不同的面孔，这是你发挥了过去的生活经验而我没有，是不是？"我没作声，我能说什么呢？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生活本身就是一次性消费，选错了就没法更改了；历史的经验往往是帮不了你什么忙的，看史明今，这是基本的常识，可历史一次一次证明弄错了的事，现实却永远无尽地重复，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一种力，人的经验和意志是一种力，生活用一种盲目的形式表现，人也用一种盲目的形式去表现。所以马克思说，历史是按合力方向发展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原谅人们，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陪婉游览了北京一些地方。临别前她提出去"看看毛爷爷"，我们就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走在人流里远远地看着伟大的毛泽东躺在水晶棺里，伟人的躯体使我们共想到红旗飘扬的热情年代，那个年代对伟人的崇拜达到极致，现在那个年代过去了，那些红旗和崇拜变成了我们的记忆，伟人毛泽东安卧在这里，举目过去，极难相信就是这个躯体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过那种巨大的倾天的力量。婉面对伟人，喃喃地说："时间嫉妒你，它向你的生命进攻，让你长辞于世。"我说："什么？"婉看看我，说："我能背得所有的毛主席诗词，还有老三篇以及一百篇以上的毛主席语录。"我没有作声。参观毕，走出来，我们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牌的台阶上，冬天的阳光照着纪念碑也照着我和婉，广场上是冬天的宁静，我们谁也不说什么，沉默横亘在我们中间。许久她又说："我能背得所有的毛主席诗词、老三篇以及一百篇以上的毛主席语录，就现在。"

　　我说："你背。"

　　她背："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

　　我说："你不用背了，我也会背，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这种童子功。"

　　"我常常不想原谅自己，"她说，"譬如两匹一模一样的小马，一匹给庄稼人，庄稼人很早就用它赚钱，所以小马就变成了无价值的驮马；可另一匹交给一个骑手，骑手精心饲养驯导，这匹小马成了日行千里的骏马。"

　　"我常常不想原谅自己，"我说，"譬如两只狗，一母所生，在同样的地点和环境中长大，其中一个勇猛聪明，一个却怯懦愚钝，这就得要他们自己负责。"

　　婉说："你这个人很无情。"她站起来，说，"别再谈沉重的话题了，该分手了，我们这次见面还是有意义的，是不是？"她伸出手来和我握别，我握了她的手，想起十年前那次握别的苍凉，觉得那已是一百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婉走后，我回到宿舍，面窗而坐，时时想见婉苍老的面容。婉和马金美，和代成元，和我，和永远面对的生活本身，这其中肯定有丰富深刻的东西，我想我不能替婉感受到，我的原则太死，不变原则的我只能体会到固执的一面，唯有更变原则和逐波而行的人才能知道生活苦辣的真谛。

　　一位朋友进来，很忿忿地指责我们这个作家研究生班上某位文名较大的同学，认为他虽然干响了一点，但不该是那一副过分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我淡然一笑，没说什么，但我想起读大学时婉的丈夫取得高分后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两者并不相同但又有某种相同；还有当年代成元和马金美仕途成功后感觉良好的那种样子，两者也并不相同但又有某种相同。我们没必要用愚蠢的态度来计较这个。

　　我站起来，出去给二狗子打了个电话。

　　二狗子我已不能再叫他二狗子，我叫他马余，他已二十六岁，正在我西北角的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他常到我这儿来玩，经常带一个女友，是他的师妹，她的气质像大学时的婉，但比婉轻松。有一回他请我去慕田峪长城，车上，他问我：你是七七级的大学生，你感恩于高考制度的改革吗？我说不，这并非我没有道义感，从个人利益上讲似乎应该如此，可对国家讲我就不，中国从世界第一退到第一百二十几位，到一九七七年，中国必然要出现公正的力量了，每当国家危亡在即时总有一股公正的力量出来，有什么可感谢的呢？你若对中国的前途不持悲观主义的话，你就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规律。他不语。到慕田峪，朔风压过太阳横扫着枯老的长城，长城滑过朔风向苍茫的远处消逝过去，二狗子拍着沧桑的城砖，轻轻地拍着，忽然像一片树叶贴在墙上，再起身时，他脸上已布满泪痕，那女孩子，那女孩子他的师妹一声不响地为他擦泪，然后依偎他，这显然是永远融为一体的证据，他那些凤阳故事肯定落到了她的心里并已为她全部接受，她的表情是月亮对待太阳的表情。我看着远处。他说，有号子声。我侧身，听到秋风在城墙上压着阳光滚动。我摇摇头。他说，你再听，这么厚的号子声，你听不出来吗？我再侧耳，这下听出来了，这是二千一百年前的号子声，秦始皇的旗帜在那号子声中飘荡，苦难的民工用血肉之躯化成了那种号子声。我说："马余，我以前总是觉得你小，现在我对你刮目相看。"他说："谢谢你，每个人都应对我们这一代人刮目相看。"

　　电话通了，我告诉他我马上要回凤阳，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见了我父母，告诉他们我很好。"他们进县城了，在凤阳汽车站旁边开了一个饭店，你下车就看见了。"他说。我说我知道。我放下电话。临行时，他忽然来了，送来了一个单人电热毯。"家乡通电了，麻烦你带给我爷。"他说，他指的是他的生父，那个在他腿上咬了一口的生父已经出来了，正在乡窑场烧砖，至今孤身一人。我收好电热毯。

　　与马余见面后的这个冬天，我和妻子回家乡凤阳，我们约好在蚌埠火车站见面，然后转汽车到凤阳，一下车，我们就看见了黄伍的饭店，日牌上写着红字，停车住宿。我至少有十次从这个牌子前经过，但一次也没进去，这次妻子让我进去看看，我同意了。我们走进黄伍的饭店，他已不敢认我了，待认识了，就非常热情，他满脸皱纹，但胖极，显然已变成了一个赚了大钱的人；他的老婆那个女人也更加胖大了，她也很热情，脸上凶相见少，她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历史不在了，她也不在了，存在的只是她这般胖的现在。十多年后面对这么两个肥头大耳的胖子，我无话可说。看看他们上下两层的楼，那些器皿家具，听着马路上轰轰驶过的车，还有不远处的城河沟和塑料薄膜下的青菜，我感到一阵麻木和倦怠，我知道他们是深深地埋在这种倦怠里了，他们不需要过去，也不需要花样翻新，他们附在国家这个缓缓地沉重地前进着的大船上，就需要这倦怠的永远自足有余的样子，日出日落，赚钱，吃胖自己，然后——没有然后。

　　我毫无商量地对妻子说："我们走吧。"

　　这就是结局，那个晚上的结局，那轮冬天的满月高挂起来，照亮那个黑暗的夜。无论如何那个夜有相当的毛病，不能想象那轮大月是那样的红，冬天的月苍白，冻得很小，它却是巨大而红，如同反映了大兴安岭那种巨大的火灾一样，它拓开空间，高挂起灾难的天灯，整个冬天的地都因为它而像热铁一样烧红起来。我站在那烧红的地上，心是红的，眼是红的，整个血肉骨头都是红的。这种时候，决定一桩走险的事业几乎不要费什么踌躇，我就没什么踌躇，我决定走险。

　　隔壁那个女人又在打她的儿子，不，不是又在，而是仍在，那是她的嗜好。她一边打一边骂，那种骂却基本上不是对二狗子的，而是对我的，她说，我就打，看哪个婊子儿能管得了！母亲在那个白天的风波之后在我的小屋里守了三个晚上，那三个晚上我宁静不动。母亲对那个女人的憎恨与我大致相同，但她的重负是保证儿子的安全。我没有她那种重负，所以我没有控制，走险成为我的必然选择。

　　简单地说，我决定起义——我把这称为起义。

　　我到冰块烧红的涧湾边去磨一柄刀子，它是我的武器，我把它磨得异常锋利。我在月光里照照它，它纯红地锋利着。

　　这是神圣的走险。

　　我在善恶的条目里删去了"暴怒"和"克制"两条。善有七：克制、忠诚、希望、慷慨、谨慎、公正、坚毅；恶有七：暴怒、傲慢、嫉妒、好色、贪婪、饕餮、懒惰。去他妈的暴怒和克制，删！暴怒和天良一样，应是我们身上最神圣的东西，没有它，男人爆发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例如陈涉，他不起手大泽之中，会被当作英雄写进小学的教科书吗？例如那个樊哈，他不一路猛冲直入鸿门宴的现场，恐怕刘邦早就被项羽一剑削了。

　　我持着纯红的锋利站在月亮里，等在黄伍归来的路上。他晚上喝酒时通常回来得很晚，我相信能够等到他。这是决战之夜，我被赶过了忍耐的边缘。远望庄子，庄子寂寂。旷野也寂寂，天也寂寂。只是红大的月亮照着红红的黑色的我。

　　寂静中有脚步声，黄伍出现了，好像一个夜游的野兽穿越红包的月光来到我的视野，我迎着他走上去。我更像一个夜游的野兽红色地黑色地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倒闪了一下，然后站住，他准确地意识到了此夜的情况非同一般，这是与威胁生命有关的事情，因为他站住之后仅仅一秒钟就有逃开的动作，几乎还伴有声音迸出来，他没有逃开也没有迸出声来，我及时跃上去扑倒了他，我的身体与他不成比例就如同他的年龄与我不成比例一样，这不存在反抗和挣扎的问题，我捺住他，让刀子离他很远，让面孔离他很近。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感到很恶心，我觉得这不太公平，他在世上有庞大的力量，现在捺在我的下面就这么一小团子，实在很恶心。但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开始很凶，还威协我，很快就不了。我捺一下他的脸他被卡在地上不能动。我说，我今晚弄死你，就像你们弄死二狗子的叫莺一样容易，你信不信？他说，千万别这样，有话好说。我说好说已经不行了，就得歹说，今天我是豁上了。他看着我手里的刀子，说千万不要来荤的，有话好说。接着就许给我许多条件，只要我不来荤的，他就把我当好青年待，保我入基干民兵，入团，甚至入党和推荐上大学。我当然不信，这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事是只要我放了他，他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捆送到公社，然后送去蹲大狱，十八岁已经有了这个分辨能力。我说：我不要不可能的事，只要有可能的事，从今以后你们别再打二狗子，就这个，我也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是被你们逼的。他连声说行。我知道他说行的同时心里是相反的话，他最想的事是立即把我抓起来，然后好好收拾。我把这个话给他讲了，他说不不，哪能呢？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冷笑，告诉他不要把我当小孩玩。我问他："知道什么叫豁出来么？"他看着我，答不出来。我说："你看好。"

　　我掠出左臂，握好刀，刺刺地从手弯一直划到手腕，血流如泻，奇怪的是一点不疼，他忙挣扎起来关心我，又捂又捺，握紧我的衣袖止血。"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干呢？"他极力以长者的语调说话。我就松开他，站起来，紧握着刀。他也站起来，继续极力以长者的语调说着"你这孩子"并帮我止血。我说："黄书记，我绝不想碰你一根汗毛，我只是告诉你，我受不了你们那种对小孩子的打。"我注意到我已泪流满面，不是因为疼，是因为自己终于有了强烈的证据使他相信我心中的正义，并把这一切告诉他，我说："我这样是为告诉你，我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假如你想抓我治我，那你和我还有你的老婆都将同时完蛋，你若是听了我的话，从今以后就什么事也没有，我并且为今晚的事向你道歉。"他忙用一千个放心之类的话来回答我。

　　我说："刚才那个人你看见了吗？我是和他一起干的，假若你不守信用搞了我，他也不会放过你的。"我向远处的虚空挥挥手，示意"那个人"走——我不知自己何以突然涌出这种智慧，是看"空城计"看的？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我脑子一闪想到了这个，这大约出自灵感但更出于本能。他向那虚空看了看，他当然没看到什么，但相信他心里看到了，他说："这个你放心好了，我说话算数，难为你一片心了。"

　　这一夜是地狱中的一夜。我和黄伍心战了许久，说到没有话的时候我就跟在他后面走。他一直不相信我的行动不是以伤害他为前提的，进了庄子，他才终于相信了，同时也相信我做的一切确实就是为了那么一宗与我并无多大关系的事，他在红色的月光里迷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和我分手。他敲了门，走进了他自己的家。

　　一夜安宁。

　　第二天一早，那个女人出现在门口，我冷冷地走到屋后面去，她回避地扫了我一眼，无声地走进屋去了。整个早晨安宁。

　　母亲起来后见我脸色不对，接着看到了我臂上的血。她问这是怎么啦？我就告诉她这是怎么啦，她一听就刷地白了脸，不由分说，一把扯着我就向黄伍家走，进了门看见了黄伍和那个女人，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我儿子才十八岁呀，你们要饶了他这一回。"黄伍忙挽起母亲，还叫大嫂："大嫂你这是干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呀。"母亲说："你们饶了我儿子这一回，下辈子我变牛变马报答你们。"我叫："妈！"母亲起来，劈头盖脸就向我打过来，打过之后，还勒令我给黄伍和那个女人跪地求饶，我不动，她又打。黄伍又忙说："大嫂你这是干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呀。"母亲说："那我就谢你们了！"我想说什么，母亲不容我说，推着我走了。回到我的小屋，母亲立即低声告诉我："你一定要硬，千万不能装孬。"说完，就去找鸡蛋，找了大半瓢，端着送黄伍家去了。

　　母亲！

　　一上午安宁，下午安宁；一夜又安宁。之后就是安宁。

　　一切久远，久远得无法追忆，古老的伤口已被生活消融一切的同化力治愈。那已经很安静了，那是永远的昨天。我和妻子走过冬天再站到家乡土地上时，看见孤悬的太阳依旧慈祥凛冽，光芒四射，它没有变，它不受时间的限制就像铭心的体验不受时间限制一样。冬夜降临，月出如旧，很纯正的冬夜的月，不再巨大和红，寒气穿越冬夜，穿透月光和时间走进人的神经末梢。我和妻子站在十六年前站过的野地上，依旧看得见朱家寺前那棵巨大的银杏，我跺了跺脚，狗声从远处的庄子上浮出来。这不是十六年前那一代的狗，但吠声如旧。我脱下羽绒衣和毛衣，想象心中充满愤懑，但寒风如针，半分钟就让我瑟瑟发抖。我无法重复那种衣单不觉冬夜寒的境界，不能了，永远去了，就像失去的年华和失去的年代！找不回来了，生活的一次性消费也体现在这里。

　　我们走过冬夜坚硬的冻地，到乡窑场给二狗子生父送电热毯，走到那里见他正和一些人在一座大屋子里赌钱，见了我们，他就走离桌子，他显然是赢了钱，输了钱的人不让他走，他说："钱算什么？"他把手中一些散乱的票子丢在桌上："都还给你们吧！"他在他简单的小屋里招待我们，拿出酒来喝，极为豪爽，酒中我提起他一口咬在二狗子腿上的故事，他哈哈大笑，没一点深刻感受的样子。我知道他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多得反倒像没了。我也就快乐，妻子也快乐。喝好了酒，走时，他拍拍我肩："好好干，回去见了我儿子，也让他好好干。"对妻子说："欢迎你们常来，你这城里长大的人，能走好乡下的路么？"妻子自豪地说："我可是军人出身。"大家大笑。

　　回途中，夜愈深沉。妻子说："所有人的生活都晃晃荡荡直向前走，不是么？"

　　我说是，不是的话又能是什么呢？我问过自己，这么多年我马不停蹄地生活着，激扬如水，飘忽如气，落如石头或碎似瓶子，总该有个原因吧？可是没有。生活就是生活，一切都发生和结束、铭记和忘却、认识着或行动着，简单得就像几何上的直线和曲线。若说有什么可总结，那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不能太愚蠢。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权利，但没有使自己愚蠢的权利。

　　人间没有天堂，我永远找不到它，我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永恒的情感：爱，恨，愤怒，同情和怜悯，等等。